【关于巴纳姆效应(星座对号入座)的两点思考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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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一

无论是星座分析还是人格类型测试,(先暂且不去评论它们模型的合理或有效性)都可以给予大多数一般人对于“我是谁”这个哲学问题解答的满足感。

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我们,在意识到个体和集体力量的悬殊之后,一定会有“渴望安全”的本能需求,推动我们想成为强大的一方——集体,所以我们需要有归属。

按出生时间分类(生肖或者星座),或者按典型性格特征分类(人格类型),这种给自己贴上现有的“多数派”标签的行为,都给了我们获得归属感的可能。

由此,巴纳姆效应也许解答了一个方面,自身存在合理性的问题——它来自于人类寻求安全的本能的需要。

同理,解答“我是谁”这个问题,也是对于“未知的恐惧”的解决。未知的恐惧也正是来源于——未来“是否安全”的焦虑。

其二

合作、协同的行为普遍存在于现象界,人类通过提高这些行为的效率,获得了种群的发展优势。所以,追求“提高合作、协同的效率”之举会永远伴随着我们这个社会性种群而存在。

要进行合作,我们首先需要找到合作的对象,那么提高“找到合作对象”的效率,也自然成为我们不懈的追求。

对“合作对象”进行分类,贴标签,然后按标签索引,快速去判断对象特性,识别出适合自己的合作对象,进而寻求合作,是我们的一般方法。

所以,给自己贴上可以提高其他合作对象识别效率的标签,也是提高自身获得合作伙伴几率(被寻获)的可行方法。

然后,通过修正自身,使得自己更“合规”,尽量达到理想合作模型形态。也是我们自身,为了在双向选择的合作淘汰机制中,获得更高的核心竞争力的最直接方式。

这种方式当然比自己去重新定义规则并让社会普遍认同,相对容易和高效多了。

由此,巴纳姆效应也许揭示了他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——定义理想的个体模型,服务于协同合作的行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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